为什么一些网络历史谣言很容易传播?

2019-4-12 18:51| 发布者: hao99| 查看: 243| 评论: 1

摘要: 现代意义上的传播学,主要起源于20世纪初期的美国,各种传播技巧用于大公司的宣传和对外战争的造势。在这一时期,无论是政府还是军队都很迷信大众传播的威力。觉得传播会像皮下注射一样,以潜移默化和润物细无声地改 ...


曾几何时,很多历史谣言以段子形式在网上四处流传。就算有各种辟谣的深度文章和有技术含量的帖子层出不穷,也阻挡不了各种谣言的继续流传。本文试图从信息传播的角度,来浅显地谈一谈其中的原因,以及信息传播的特点。

因为你或许已经发现,这些流言的传播和信息本身的可信度无关。很多人其实在接触具体的谣言之前,本身就是谣言内容的忠实粉丝。


先入为主的印象

人在接触信息之前 已经形成了固有概念


在接受很多信息之前,人们已经在中学或者大学阶段形成了自己的一套观念,想要动摇这一套是非常困难的。

现代意义上的传播学,主要起源于20世纪初期的美国,各种传播技巧用于大公司的宣传和对外战争的造势。在这一时期,无论是政府还是军队都很迷信大众传播的威力。觉得传播会像皮下注射一样,以潜移默化和润物细无声地改变人们的想法。但是久而久之,奉行实用主义的美国人开始计算,如此声势浩大,成本极高的广播,电影和大屏广告的传播效果究竟如何?它们真的能在短时间内改变人们的想法吗?


电影《我们因何而战》中的渲染情节


伴随着一系列试验的展开,传播效果无敌论开始受到怀疑。1941年美国陆军总参谋长马歇尔邀请当时的好莱坞制片人,制作了非常主旋律的系列宣传电影《我们因何而战》,来教化当时新入伍的1500万美国士兵。按照好莱坞和陆军参谋部的预期,这些士兵刚刚脱离原有的社会环境和人际关系网,成为一个个没有抱团的隔绝个体,应该是脱离了之前的世界和价值观,所以很容易被鼓动。

结果,根据卡尔霍夫兰回收的抽样问卷,电影仅仅是增加了士兵对于国际局势和武器性能的了解。在态度上只是加强了士兵们业已存在的价值观而已,几乎没有人因为电影而迅速打鸡血。士兵们本来对战争持有的悲观态度和乐观态度,并没有因为看片儿改变。


接受马歇尔将军授勋的 卡尔霍夫兰


之前的1940年,拉扎斯菲尔德在伊利县进行了关于大众传播效果的调查。他的目的,是研究传媒会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人们在民主选举中做出的抉择。在尽可能排除抽样样本的教育程度、宗教信仰、原住民、是否有电话和汽车(是有钱人的象征)等变量的干扰后,拉扎斯菲尔德发现,其实大多数选民已经在选举前,决定好了支持共和党或者民主党。样本中仅有8%的人是改变了阵营的。

但是在这8%中,又有一部分人对选举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所以受到媒介影响并做出了改变的连8%都没有。帮助大家做出判断的,就是各个圈子内的权威,也就是所谓的意见领袖。


大众传播效果的不佳 催生了意见领袖


事实证明,在影响人们判断的因素中,人际关系的作用大于媒体的宣传。这就是所谓的意见领袖的由来。虽然上个世纪40年代的结论不能完全照搬到现在的互联网世界,比如现在的互联网世界存在的不是两级传播而是多级传播,互联网的传播模式,也在部分消解意见领袖过去所具备的强大威力。但是这至少为传播学发展开辟了新时代,那就是传播本身不是万能的。

传播可以带来知识的增量,但是很难改变人们的既有态度。而且熟人关系对于人们态度的影响远远大于各种新老媒体。


人际传播 始终具有很大影响力


相比于所谓的意见领袖,在自媒体极度发达的时代。意见领袖通过新媒体技术,构建起与远在天涯海角的网友和追随者的联系。而且和以笔墨书信为联系方式的时代相比,现在意见领袖和读者的关系近了不少。读者可以通过订阅的方式,看到自己眼中的意见领袖的每日更新、后台留言、文末留言和私信。所以意见领袖和读者的关系会趋向于更加私密和直接的形式。双方的互动也会更多。

在密歇根大学,纽科姆对17个素不相识的受访大学生,在政治,审美,经济,文化方面的看法进行评分。然后故意把评分差距较大的人安排在同一教室。一开始由于空间距离接近,所以大学生们会磨合彼此的观点。但是在试验后期,由于多数人都有逃避孤独、追寻和谐、寻找认同的倾向,大学生们都会和与自己价值观接近的人自由配对。配对的结果和之前的计分结果大致相当,而空间距离上的接近,对人际关系的影响力微乎其微。这就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的科学解释。一个个自媒体账号和读者群大体是这样的集合。


人会本能的对自己进行分类


从社会的层面来看,多元化的声音是必须的,大家的脑海里都有“百家争鸣”的理念。但是具体到接触不同的观念时,看到引发不适的朋友圈或者动态,还是会在第一时间产生异物感和不适感。人们会因为一条和自己固有的认知相左的信息,取关某个媒体账号、屏蔽某个人的动态。或者对那个不认同自己观点的人设置不可见动态,都是在营造一个比较舒适的环境。久而久之,虽然可能会保留一两个提供不同观点的信息源,满足吐槽欲或者鄙视欲,但主要还是在各自的朋友圈里或者关注的微信号会被自己打造成一个整体和谐,信息取向上大体一致的小世界。

因为这样的小圈层太多,所以对于进入这些小圈层的异质信息,多数人可能不是接纳,而是反驳或排斥。


流言更具备传播力

流言本身就是为了传播而订制的


网上广泛流传的假历史段子,基本和信息本身的可信度无关。但是和信息本身的特性有关系。这些信息的特点,说白了就是来源于对复杂历史过程的的简化,具有戏剧性和话题性,矛盾双方存在着较为巨大的反差和对比。

事实上这种信息本身已经存在了相当长的时间,甚至孵化出了不少流传极广的作品。比如《荷马史诗》里的特洛伊王子--赫克托耳,他的名字其实出现在迈锡尼人的线性文字泥版上。城邦时代底比斯地区还在祭祀一座迈锡尼时代流传的赫克托耳墓。所以,赫克托耳在真实历史上很可能是迈锡尼人的英雄。


荷马史诗无法动摇考古发现


但是在史诗流传的过程中,战争胜败的双方出于后人的现实目的被置换。然后这些人物通过一首首脍炙人口的诗歌加以流传,最后成了大众记忆。

类似的情况还有三国演义。因为三国志提供了非常明确的各种记载,所以后人可以清晰地看到关羽和诸葛亮这样的箭靶式人物,是如何兼并其他人物的事迹。但相比于三国志,三国演义算是一个深入人心的改变版本。而北方外族的侵略,无疑间接地从外部层面拔高了蜀汉的地位。毕竟那是一个和东晋南宋同样都是偏暗的政权。


三国演义也不应该动摇三国志


在不同的历史发展时期,人们都会为了当时的政治正确增减人物的事迹。用旧瓶装新酒,以少数人物承载丰富的事件和功绩,形成附有反差和戏剧性的印象。这些经过了简化,但是极具矛盾性的情节,是很有传播力的!

研究已经证明,在流传的过程中,大部分人不会深究信息源的可信度。美国学者卡尔-霍夫兰在研究了《我们因何而战》的传播效果后还发现,从较长的时间段来看,信息源的可信度高低,对于人们是否接受某一信息的影响是越来越低的。人们记住的是信息本身,而不是信息源的可信度。虽然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的演讲,比出租车司机的国际关系段子更有知识性。但时间一久,其实出租车司机的精彩嘴炮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教授的演讲可能会像水一样流走,在头脑中留不下任何东西。


出租车司机可以在更多专业领域内击败教授


根据传播的规律,其实在传媒的世界,权利关系和现实世界的权利关系是颠倒过来的。现实世界中的强者,先天性的在传媒世界里处于相对弱势的地位。弱者反而容易获得各种声援和吹捧,走上传媒世界的金字塔之巅。

上世纪出土的赫提泥版已经证明,在史诗《伊利亚特》的背景时代,迈锡尼人是打不过赫梯帝国的,幼年期的希腊文明远远没有达到后来的鼎盛时代。所以,过度的吹捧往往是为了迎合特定人群的当下需求,而不会顾及这些流言是否有可靠的事实依据。或者说过度吹捧本来就不是为了求真。既然如此,那么辟谣和科普的作用有多大也就可想而知了。那都是写给预先设定好了认知议程,愿意接纳这些信息的人去看的。


迈锡尼时代的希腊 怎么可能是赫挮对手?


如果“效果”不仅仅指的是人们观念的转变,那么当人们接触到一条异质信息时,这条信息只会引发人们的反感。这条信息其实起到了加强固有观念的效果,外来的刺激加重的是人的成见。


媒介就是信息

今天的信息更加多元复杂


各种信息载体在承载信息的同时,也在影响着人们的认识方式。并不是每次媒介进步都意味着改变思维方式,也许它们只是在加固固有的方式,甚至是拉开改变者和顽固者的差距。

在上个世界,不同的媒介是有不同倾向性的。比如石碑和青铜礼器这样的媒介,相比于莎草纸和羊皮纸而言,更利于抵抗时间的侵蚀。在一定的条件下只要保存得当,更利于传到后代。但是因为书写材料贵重,难以获取,所以自带了知识垄断的属性。无论是周天子的王官之学,还是古埃及僧侣的僧侣体象形文字,都有知识垄断和特权的色彩。


越古老的信息媒介 越容易形成使用者垄断


所以,每一次重大的思想解放和思想繁荣,其实都伴随着媒介的改革和更新,或者信息打破阶级壁垒的外传。比如东周时代天子的乐师和史官流落到民间和各个诸侯国,让知识流传的壁垒开始出现松动。孔子兴办的私学,同时对贵族和国人乃至野人招生,就是这一过程的结果。

近代历史上,印刷术通过小说和印刷报纸以及科普读物的方式,深刻介入了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和北美独立战争的历史进程,也是这个规律在起作用。


孔子办学 就是一种对信息使用者垄断打破


如果说旧媒介是新媒介的内容,那么口语是文字的内容,文字是印刷书籍的内容,图像是电影的内容,电影影像又是电视的内容。以此类推,互联网起到的作用就是之前所有媒介的总合体,变得越来越像人类的体外大脑!

相比于纸媒时代,信息流动的速度变得更快,但是信息的可信度也变得更加扑朔迷离。想要正本清源的弄清来龙去脉,变得更加不容易。在这样的情况下,人们很容易放弃主动思考,质问信息的可信度,而是选择相信迎合自己倾向的信息。虽然这个现象古已有之,但也是网络上历史谣言还是能满天飞的主要原因。

信息的速度与内容量都在不断增加


虽然互联网和智能手机为人们提供了极大的信息便利的,但是信息茧房效应和回音壁效应在网络上,其实比过去更加明显。以此反观之前的时代,媒介革新带来打破知识垄断和社会流动的论断,其实真实效果也是值得怀疑的。毕竟即使有大量的知识摆在面前,人们还是会先选取自己最熟悉的知识加以享用。对于在自己理解能力之上或者看不上的内容,可能花费的时间并不多。久而久之,信息茧房和舒适区并没有因为媒介的更新而打破,反而以新的方式得到了加强。

最后,由于信息接收者各自的情况和条件,决定了各自接收信息的能力。即使历史原典已经电子化,触达原典的时间和触达谣言的时间一样短,但是愿意看原典的人会去看原典,而不愿意深究的人还是会浅尝辄止。从这个角度看,新媒体对于不同人的影响程度很不一样,或者说个人的认识水平不会随着媒介的改变而改变。


媒介进步 正在加速人群分化


其实各种谣言和刻板印象本身是一个中性的概念。或者说它们是人们认识世界的捷径,可以帮助人们在短时间内抓住事物的某些重要特点和本质。但是停在这一步肯定是不行的,学习和生活就是在不断打破固有成见的过程。

本文来源于公众号:冷炮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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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 非常好 2019-4-13 13: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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